本期人物：商玉生，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创始理事长，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推动中国基金会行业自律的“元老级”、功勋级人物。

中国民间公益开启二十余年，商先生称得上是公益行业公信力建设的领军人物。从1990年第一次中国民间基金会会议，到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的诞生，处处辉映着他的身影。他的振臂呼吁和开拓实践像一面旗帜，影响了中国第一代基金会和公益界领导人；他的公益情怀与谦逊笃行，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公益新人。

商玉生和记者约在中关村银谷大厦顶层办公室见面，最后一层没有电梯，已经有些微微驼背的他就慢慢地走，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算做出门时的“公文包”了。在中国公益圈，75岁的商玉生有着“公益泰斗”的名声，他是最早为行业自律鼓与呼的人，他推动建立的中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是公益透明的一大突破。而在普通人面前，这个笑容里写着和善的老人则是最耐心的传道人，用理性与清醒，守望中国公益的明天。

物理学者的求真精神

商玉生的一生中，有二十七八年的时间，是在和物理打交道。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商玉生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了22年的研究工作。

当他“跨界”进入公益研究领域，难以抹去的是科学精神的烙印，“我的个人修养素质并没有改变。”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是和物质打交道，以探求真理为最高目的。”商玉生说，这需要事实求是的精神，有严密的思维，从实际出发。

1986年国务院从科学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一个新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也在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家也在探索科技体制改革。委员会从国家拿一笔钱，支持科研人员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商玉生说。这种做法是希望改变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管，逐级分配，缺少竞争机制，大量研究低水平重复的弊端。

进行课题审批和基金科学管理方面的研究中，商玉生发挥了他的科学精神，在最困难、最容易产生矛盾的资金分配问题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当时的商玉生已经认识到“透明”与“公平”的重要性，“这一点造不了假。申请的项目有几万十几万，能够获得资助的只有10%到20%。结果出来后，大家都能看得到，每年发布项目指南，没有获得资助的，可以来抄评语，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然科学基金发展得很快，“可以说是一片净土。”

“自由天地”里的自律

有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经历，商玉生说，彻底转入公益机构是很“自然的延伸”。

1992年，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发展壮大，注册成为社团组织。商玉生辞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政策处处长的职务，专职做起了研究会秘书长。

从“局里”到“社团”，这在当时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不过喜欢自由天地的商玉生很从容，“社团有空间，想开拓的都能开拓，只要你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开放了市场，也开放了社会的第三部门，各地成立了很多基金会。那时全民办公司，基金会也不例外，有些基金会还经营出租车公司和饭店。

“非营利部门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很多从业者都是半路出家，比如我开始是学物理的，徐永光以前当工人、当兵，后来到了团中央当了干部。那时候也没有公民社会的概念、N PO的概念，都是从头学起。”

商玉生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不存在在非营利部门身上。“政府和企业会失灵，非营利组织也会，如果要被认可，就必须自律、学习。有些人因此远离了我们，他们不敢晒账单。”

商玉生是最早将美国基金会管理发展理念引进中国的人，如今在推动透明公益上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中心网，也是商玉生推动的一个项目。网站仿照美国基金会中心建立行业平台组织，在郭美美事件前后，回应了民间对慈善信息公开的需求，也直接触发了河南宋基会慈善弊案的曝光。

新的危险

如今，商玉生已经卸下了大部分职务，但是他从没停止对公益的关注。对于汶川地震和红会丑闻之后社会公益的繁荣，他有自己的担忧。“新的危险是，谁都想插一脚，公益好像变成了时尚、时髦的事。”

商玉生说，现在的中国慈善，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级政府都把公益慈善作为重点工作。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希望把公益组织收为我用，“听我的，我出钱你办事”，而不是鼓励民间创新。公益慈善机构面临着如何跟政府合作、又能独立协调的问题。

企业介入也有很大的风险，很多企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宣传、效益。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流行词汇，但是没有谈到点上。“公益名声大了，介入的人多了，但是也要警惕、识别，把作秀和做实事的区别开。”

对于商玉生来说，在鲜花着锦的时候保持理性似乎已经成为思维习惯。“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有预见性，我们要把大势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