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纳税

但现在企业家不得不做大量公益

企业要守底线最怕这边捐钱那边大量污染排放

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中国的企业家第一代就开始参与公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参与公益事业这么多年，怎么看中美两国企业家对慈善的态度?

任志强：在中国，最初大家都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在企业的生存上，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做大量的公益。那时候要求所有的企业家必须拿出钱来做公益是一种奢侈。在美国，除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做慈善。因为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很多企业并不具备剩余的能力用于公益，他们首先得考虑生存问题，他们都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公益和反馈社会。

中国比他们好一点。中国过去处在一个贫穷时代，企业也是把大量资金投于生存，但有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开始投入公益事业的能力。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到慈善行业，就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参与公益活动的能力，同时他们也被公益活动和公益机构所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最初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以治理沙尘暴为主。但今年沙漠化已经不在环保事业的首要位置，更多人关心的是水、食品污染、空气污染和雾霾，所以他们更愿意加入到环保当中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在第一代就开始做公益，而美国是第二、三代呢?有文化的原因吗?

任志强：和文化没什么关系。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们政府的失误太多，逼着企业家不得不在没有太多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做大量的公益。在发达的社会和民主的社会里，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所以企业就自己去做。发达社会的政府该做的事情不足以做全，但是政府给了很多优惠的条件鼓励社会去做。中国不鼓励，比如说过去只承认六大官方机构的捐款可以免税。在美国，任何一个公益基金都可以享受免税，甚至个人。我们的政府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政策上出了问题。

我们的公益组织全部加起来就几千家，美国是几十万家。产生这个差距就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足以让更多的NGO组织产生和出现。比如说我们要注册一个机构很难，壹基金一开始挂在红十字会下面，后来不得不转到深圳。大概只有深圳作为开放性的城市可以注册，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注册不了。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能容忍NGO组织去从事公益事业的话，那这个社会一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到政府身上，政府实际上做不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几年，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是否已有一些变化?

任志强：政府在发生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特别强调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在过去党的文件里面没有出现。说明这一届领导班子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对社会公益发展是一个好事，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

我反对企业家要承担多少社会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其实，很多企业家在用公益装点门面，你有哪些观察?

任志强：企业的底线是最主要的，我们最怕的就是这边捐了钱，那边就去做大量的污染排放。这种企业以慈善为名，最不好，我宁愿不要你的钱。你应该把这个钱用于你的企业做环保，善待劳动工人，不要作假，要诚信。如果这些都做好了，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是最好的，而不在于你捐了多少钱以后这个社会就会好了，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你在自己内部做好了以后，再拿出更多的资金做环保事业，这是更好的。如果企业没有做好，你拿出再多的钱也不能“买”回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一年，关于企业家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角色和责任，有许多讨论，你的观点是什么?

任志强：每个企业家愿意做什么，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企业家就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做。曹德旺是慈善家，他的捐款比我们多多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万通有万通的基金会，万科有万科的基金会，潘石屹也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他们都有自己要做的公益事业。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你做的他不一定做，他做的你不一定做，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刻的时候，他就会做某一件事情。潘石屹从大山沟里出来，他更愿意帮助家乡，有错吗?没错，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家乡变好的话，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好事。你绝不能批评他自私。只要是公益，一块钱跟一百块钱是一个道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公益的责任，是否还有其他的责任呢?中国仍在变革当中。

任志强：企业家本身就在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他纳什么税?不承担责任他怎么能把企业的产品发展起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是基本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任志强：你们不要给企业家加那么多压力。如果他能养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同时随着企业一块富起来，这就是一件好事。没有企业家，这些人就失业了。我反对社会上的一种说法，好像企业家一定要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纳税，我没有违法你还给我加什么责任。

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既是企业家，又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两种角色是否会有矛盾的时候?

任志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叫意见领袖?有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微博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怎么叫领袖?我不认为我是领袖，你们也别给我挂这个帽子。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微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那我们可以把意见领袖换为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身份相比，你更钟情于哪一个身份?

任志强：我就是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企业家。因为我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才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教育。所以我们的学识都不是系统的，我们是以实践为主，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教育，初中都没毕业。尽管以后还可以去读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受教育过程。这当然是个遗憾，它是时代造成的，不是我们个人造成的。

我更愿意做企业家，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让大家从穷变富。邓小平的改革让大家从穷变富，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作用。企业家一样可以成为被大家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你可以把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获、知识和经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用企业家的看法去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可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或许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更适合你。

任志强：当然是民营企业更好一些。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做国有企业是因为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做国有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为什么不主动改变呢?在母亲面前没了主见?

任志强：不是主见问题，我觉得尽孝也是主见，是吧，如果你让一个家庭都不团结的话，你能说你有社会责任吗?它违反的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不等于我不能把国有企业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好，只能说在国有企业里头，可能我的个人收入少。为了尽孝，我宁愿减少我的个人收入。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什么错误，他们的要求没什么错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不向母亲争取改变?

任志强：不需要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目标很明确，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做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误解?

任志强：我们有三大类国有企业，第一类国有企业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趋于濒临破产或大量已经破产，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者把它们带出泥坑，创造的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这些企业通常背着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退休工人;第二类是柳传志、我们这些改革开放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一没钱，二没粮草，三没有计划，四没有特供，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完全靠市场闯出来的国有企业，挂了个牌子叫国有企业;第三类就是大家很痛恨的中石油、中石化，这些都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现在社会上的人恨不得把这三类国有企业都放到一块儿分析，说国有企业怎么怎么地。其实这三种国有企业完全不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既然华远是挂了块牌子的国有企业，后来为什么没有将其私有化?

任志强：今天你要让我说，我还得把它变成国有企业。只要上级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们可以把下属的企业都私有化，没有挂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只要挂了，借用了这个牌子，获得了银行贷款等各项支持或者政策优惠，你就不能干这事，不管它有没有国有资产。

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要执行这些东西，我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个人利益为主或怎么样。你搞错了。再有冲突也得执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在我们的管理中，很多是民营化管理，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等等，都是民营化，都可以做得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形态应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有的，最后不应该是企业，应该是事业。可以企业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业，不能用利润做指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个观点和你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动?

任志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急先锋。但是我们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动改革。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法律，但我们突破了，我们是合理合法地去拱了。所有的合资法上都写上有投资总额有合作年限，我们当时就突破这两点。所以我们双方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最后一步步突破了，这种突破法律都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第一家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但是民营化经营。所以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法律的界限，但是突不破的也不能去违法，这是两个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没有改革到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宁高宁说你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

任志强：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把企业做得多大，而在于你能对中国的改革发挥多大作用，让更多的企业能享受这套改革成果，这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