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里：1954年生，原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局党组书记，现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社区研究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教学咨询专家。

和马局面对面：

沙龙报名|“用社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展望浦东开发开放中的浦东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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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也是社会开发

记者：浦东开发开放进入而立之年，今天人们谈起浦东，似乎更多关注其经济建设成就，您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马伊里：确实，今天人们回忆浦东，可能谈经济比较多，但其实浦东开发伊始，我们就坚持把社会建设的概念同时提出来，这也是浦东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开发初期，新区领导就明确提出：“浦东开发不只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或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30年后看，我认为浦东在社会领域做出的贡献与经济领域的成就同样让人刮目相看，这也是浦东与其他一般开发区相比很不一般的地方。

记者：当时在浦东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伊里：从历史角度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往往更加强调GDP这个经济硬指标，忽视社会事业和社会福利，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毛病、走过不少弯路。

1992年，我受组织选调，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工作，后来又去中共浦东新区城工委、浦东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浦东一直工作到2005年。这13年是浦东改革开放力度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各类社会问题尖锐、矛盾突发的时期。

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当时主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民政、残联、计生等，这些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工作，它与整个经济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如何来理解和定位这些工作，成为了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记者：当时有答案吗？

马伊里：基于当时做的浦东社会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等研究，我们明确提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主次关系，而是“同步同利”的关系。

在当年提出这个观点不简单。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一切都要为经济让步，但我们坚持认为，什么都可以让，社会发展不能让。我们认为，社会事业具有宏观的间接的经济效益，它可以克服经济增长中负面效益，某种程度上，社会事业本身就是投资环境。

浦东开发初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战略，是具有勇气和智慧的。这些理念层面的研究与讨论，看上去是一种“务虚”，却成为浦东持续高水平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没有过时。

记者：这些理念在具体实践中怎么体现？

马伊里：今天的陆家嘴中心绿地就是个很好的案例，这块区域曾经是烂泥渡路，按规划动迁后要建成中心绿地，但当时正好遇到金融危机，很多声音认为，如果这块地卖掉会有不小的收入，但如果改成绿地，不仅拿不到钱，政府还要倒贴，觉得不划算。尽管当时的议论很激烈，但浦东还是坚持把这块绿地保存了下来，金融危机时，绿地周边的经济效益特别好，事实证明社会事业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又比如说，当时浦东基础设施匮乏，我们下决心要建好的学校和医院，我们曾经在一天时间里，为三所大学、一所中学同时奠基，这种事情可能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为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老百姓，浦东在体制机制方面也有很多突破。当时要求政府审批减少图章，但是，新区在开发商小区公建配套的审批环节，却多加了社会发展局这个章，以确保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建配套的不漏不缺。

用社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记者：在城市治理方面，浦东有哪些先行先试的做法？

马伊里：回顾浦东30年，我们积极回应当时面临的许多复杂社会问题，尝试了不少具有“治理”意义的突破性的第一。

以社区建设为例，在浦东开发的初期，由于经济的超速发展，原有的包括单位制在内的社会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不少人的社会关系趋于脆弱。当时有社会学专家建议，浦东要率先加快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的社区建设的力度，帮助人们完成“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平稳过渡。

就拿成立于1996年的罗山市民会馆来说，我们坚持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运营和管理，培养公共意识和居民的主体性，政府就不用花很大的成本进行管理，同时，市民也有获得感。

浦东还在全国最早引入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让专业力量发挥作用，帮助人们利用身边的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记者：您提到浦东的这些开创性举措，体现了自治和共治的理念。

马伊里：我理解的治理，是一系列扁平结构中多元主体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互动过程，是以激活社会自身代谢活力为目的的。

浦东的经验告诉我们，针对当前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中的短板与弱项，我们要学会用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让社会各方能够参与、协同、共治，我们在理念、方法、机制上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蹚出一条促进社会进步的新路来。

记者：谈到社区，现在全国推广的“一门式”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也是最早从浦东开始探索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马伊里：没错，当时居民对政府各部门的窗口服务诟病颇多，一次办结率非常低，大约有90%的事项需要往返4次以上，公众满意度也普遍不超过60%。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当时成立工作组，要把原来习惯了的“方便管理”的工作流程改变成“方便百姓”的办事流程。这是要革自己的命了，可见当时的压力之重，难度之高。

在不断试验纠错的过程中，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次办结率大大提高，基本实现了“便捷、透明、亲和”的设计预期。居民的满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后来，这一成功实验在全市各街镇全面推广。近年来，浦东又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方面率先实践，成为协同共治的重要平台。

在百姓满意度中找差距

记者：对于治理的成效，浦东市民们的感受度怎么样？

马伊里：我想一份调查的结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每年对10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题包括老百姓关心的经济、生活、市政等各方面话题。

问卷中有个问题是，如果有机会让你从浦东搬回浦西去，你愿不愿意？从1995年调查开始，这个问题连问15年，最初75%的人都说立马要搬，25%不搬的人也是因为亲友和工作等原因。

之后5年的数据越来越有意思，愿意留下的人越来越多，但其实那时浦东还没有发展得很好。老百姓解释说，因为看到了浦东的进步，对浦东有信心，愿意留下来。到现在已经完全反过来，可能75%的人选择不搬了，现在在浦东也是“一房难求”，这折射出浦东社会发展的进步。

记者：的确，“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已经成为历史，您认为，浦东在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力？

马伊里：30年后的今天，我们思考浦东开发，可以发现经济、社会、法治、生态等许多观察维度。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浦东开发不仅是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更具进步意义、更重要、更起长远作用的是，它探索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与社会持续互动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

这种与其他一般经济开发区不同的立意与初心，被充分体现在浦东规划设计、形态布局、投资重点和运营机制上，最终构成了浦东作为一个成功案例的独特意义。

以人为本，才能协调发展，才有全面发展。回顾浦东30年的启示，这一条是不能忽视的。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未来的浦东，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也要进一步在老百姓的满意度中寻找差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浦东“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