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情怀是受到我中学老师的熏陶，我有几位中学老师十分爱国，时常与我们分享家国情怀，教导我们要作有承担的中国人。上中三时，我很幸运得到一位音乐老师带我们到当时九龙城寨去作义务工作，看到很多罪犯得到更新，使我感受到社会工作的意义和对人生命的影响，故此我决定在大学时修读社会工作课程，希望能藉我的专业去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曾任前线社会工作者，之后到加拿大及英国深造，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社会工作。1986年，我有幸成为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义务秘书，我和几位对祖国很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在协会中发起成立“中国联络小组”，希望参与在中国内地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当时的小组主席是周永新教授。我们相信社会工作可以助人自助，以专业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及促进社会进步。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将成立社会工作专业，就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合办一个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研讨会，没想到他们立刻回信并答应。也许这是注定的缘分吧！那时，北京大学在民政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正在筹备建立社会工作专业。时任系主任潘乃谷教授、副系主任王思斌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袁方教授与我们一拍即合，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由此，我踏上了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不离不弃的合作道路。

“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需要社会工作？”1990年，我们给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上课时，常常被师生们追问。在香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社会工作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专业，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两校之后二十多年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着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专业。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没有中文课本，亦缺乏本地个案，用的都是国外的参考书。当时香港理工大学麦萍诗教授提醒我们要摸索适合中国国情、可解决中国社会当下实际问题的本土化方案。我们的教学方案是在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老师，教育部、民政部及妇联等部门代表，每年一起到海外学习国际社会工作专业的惯例及模式，然后反思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史蒂芬信教授连续安排了五年的专题交流，这个支持对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2000年，社会工作课程在中国内地的数目迅速增加，但专业师资极为缺乏。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毅然决定开办全国第一个专业社会工作硕士课程（MSW)，培养一批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有承担的领军人才，藉此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模式。我们把“能力建设”社会工作模式应用到我们的学科建设及教学进程中，着重三个方面：学生的能力，服务对象的能力及社工老师自身的能力，三者是合作伙伴关系。从2000年到2014年我们举办了七届MSW课程，培养了235位毕业生，分布在全国不同省份的大学、政府部门及服务机构。整个过程充满挑战但亦极有满足感，我们的学生不单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同时亦纷纷成了农村社会工作、青少年矫正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社区精神健康、困境儿童及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等服务模式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内地推动相关服务的发展及研究，并参与政府服务政策的推展。在云南的贫困山区里，在北京的老城区，在湖北农村，在上海街道、精神医院、企业……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得到了实践，也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在2008年，北京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建立了“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致力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道路，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研究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培养理论与专业水平兼备的社会工作及社会政策研究人才。我们亦希望中心能够成为全球社会工作发展及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上，能够开拓跨境研究，促进社会工作的区域合作及交流。

2018年是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的第30个年头，也是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的第30个年头，同时也是我和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一起走过的第30个年头。一路走来，我要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及北京大学给予的机会，也要感谢很多人和很多合作伙伴，特别是我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三十年来，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绝对没办法坚持过来的，他们是我的后盾，亦是我的天使,我对他们充满感恩。

作者：阮曾媛琪（香港知名社会工作学者，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现任校长高级顾问及应用社会科学系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