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立雄：中国社会的养老焦虑被放大了

近年来，从双转制到养老基金再到延迟退休年龄，每一个涉及养老问题话题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这一方面反映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公众的养老焦虑情绪在增强。

老龄化加速和养老方式的剧变是产生养老焦虑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在国家层面强调以孝治国，老年人处于家庭权力结构上层，掌握家庭资源，多数家庭足以支持养老，因而养老从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老年赡养比快速上升，子女养老负担加重;空巢家庭比例迅速增加，家庭成员养护缺失，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也未建立起来，养老悲剧时有发生，养老焦虑情绪在全社会弥漫。

养老金制度长期未定型也是产生养老焦虑的主要因素。自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建立现代养老金制度，但时至今日这一制度仍远未完善。期间，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进行了多次“范式”改革，包括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双轨制，以及即将进行退休年龄改革等。“参数式”的养老金改革也从未间断，包括调整计发办法、养老基金入市、降低缴费率等。频繁的改革和修补，打破了公众长期形成的养老预期，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加重了养老的心理焦虑。

媒体的非理性报道对养老焦虑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譬如片面渲染极少数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不去分析多数养老机构床位空置;大量报道“以房养老”的好处，而不去分析其在中国的不适应性;片面夸大某些地区的养老基金亏空，而不去分析整体的盈余等等。

要缓解公众的养老焦虑，首先应正确看待中国的老龄化。中国自2000年整体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从8821万人增至2014年的1.38亿人，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0.1%。与老龄化较严重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仍然较为乐观。2014年，经合组织的平均老龄化水平为16%，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老龄化水平分别达到24.15%、20.64 %和20.63%，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为年轻的阶段。而且这些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国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手段应对老龄危机。

其次，尽快促进养老金制度定型并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制度一旦公布，就应尽快促进其稳定定型，以便公众形成稳定的养老预期。从世界范围看，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其养老金制度进行较为激进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革，多数国家往往选择“参数式”改革，以避免打破公众长期形成的养老预期。目前，我国应尽快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养老金调整机制，并及时发布延迟退休方案，稳定公众养老预期。另外，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纠正“重市场轻福利”“重城市轻农村”等偏向，把养老服务对象从城镇扩展到农村，把服务重心从机构养老转到居家养老，加大政府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促进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公平性。

最后，媒体要客观理性报道和分析养老问题。养老制度安排相对较为复杂，对养老问题进行报道和分析，需要具有基本的养老专业知识。媒体报道养老问题时，应掌握基本的养老理论知识，熟悉现行养老政策;涉及到较为专业的知识时，多采访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士，对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要理性分析，并客观报道;不要被民粹主义和所谓的“民意调查”所绑架，更不能为吸引眼球和追求轰动效应，片面解读，误导公众。(作者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