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陈岩

嘉宾：

刘蓉（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

姚岚（四川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

本报从8月1日开始推出的“聚焦政府购买服务试点”系列报道，针对今年内开展首批试点的6项政府购买服务涉及的方方面面，调查采访了相关各界，引发读者的关注和共鸣。

8月19日，就本组报道中涉及的有待探讨和改进的共性问题，记者特与负责此事的四川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姚岚，财政专家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刘蓉进行了对话。

哪些服务政府该买？

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

主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先期试点的地方，政府买来的服务，老百姓并不领情，使政府的好意落空。政府不可能应买尽买，该不该买，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

刘蓉：我们将服务分为三类：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私人品。

纯公共品的效用不可分割地影响整个公众，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这些服务政府不去做，市场也不会主动承担，比如军事、外交等。

私人品则是具有可分割性、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这意味着私人品就是市场应该并且愿意提供的产品。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准公共品，具有不充分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教育具有非排他性，同在一教室上课，甲学生听课，并不排斥乙学生听课。但是，教育产品在非竞争性上表现不充分，学生的增加会使学校在师资、硬件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竞争性，由此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服务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主持人：但范围依然很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导目录涵盖267项服务项目，全部推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推行中是否应有侧重？

姚岚：政府购买服务要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重点考虑、优先安排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和项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同时，按照“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原则，先在一些便于操作、条件较成熟的服务项目开展试点，然后逐步增加购买内容。既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简政放权，防止“大包大揽”;也要确保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防止将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推向市场。

如何实施才绩效佳？

搭建操作性强的购买体系

主持人：随着试点范围扩大，购买项目会不断增加，并且各有特点，如何应对？

刘蓉：关键是要搭建系统性强、操作性强的购买体系。可以借鉴政府采购，法律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保障，各级政府有政府采购平台，及固定的公开渠道，采购体系很完备。

姚岚：目前财政部正在抓紧研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体系框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社会组织培育等政策措施。我省将结合实际，积极研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力争尽快形成中央与地方衔接配套、操作规范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体系。

主持人：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相比于实物，服务的监管和评价更为主观，这应该怎么做？

姚岚：购买服务的监管环节，要按照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的要求，大力推进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贯穿于购买服务全过程。同时，探索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等进行考核评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第三方评估。

刘蓉：要针对公共服务制定完善标准和规范，并明确纳入与社会组织的合同中。在监管体系建设上，监管方式上，要实行多元化，政府例行监督、公众监督和社会监督都要具备，尤其是公众监督，加大服务受益者对企业监督过程中的话语权，服务好不好，能否满足老百姓需要，只有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政府会成“甩手掌柜”吗？

从行政化管理向契约管理转变

主持人：政府转向社会购买服务，是从磨豆浆的变成分豆浆的。职能转出去了，政府会变成“甩手掌柜”吗？

刘蓉：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责任并没有转移。作为责任主体，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监管者。相应地，也要从以往行政化管理方式向以契约为主的经济和法律管理方式转变。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和服务监管能力就需要进一步提升。

主持人：这种角色转变，体现出财政体制改革的何种思路？

姚岚：政府购买服务强调“费随事转”、“办事养人”，是体现结果导向的公共管理和财政支出理念，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变传统的“养人办事”财政拨款支出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一些公共服务由社会提供，在市场实现，可以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资源配置在这一领域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有利于建立现代财政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