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战疫，重在基层，难在基层。

作为抗击疫情的两大主阵地之一，社区承担着疫情防控艰巨的工作。社工坚守小区路口，劝导居民群众少出门、不出门；他们走遍千家万户，叩开每一扇门，排查核对居民信息、摸清返回人员底数；一条条微信、一张张宣传单、一声声“大喇叭”广播、普及防疫知识……

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社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社工？

疫情是面“放大镜”

让人看到社工琐碎工作的价值

今年3月，一则“感谢毛毛”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上城区丁兰街道阳光逸城小区居民为了感谢社工毛晓晨，自发组织了一场“表白”活动。在一个封控的夜晚，他们亮起灯，齐声高喊：“谢谢毛毛！”

曾经很多人与社工少有交集，但在当下，疫情成了一面放大镜，更多人看到了社工琐碎工作的价值。

据杭州市民政局数据，杭州共有1.4万名专职社工，服务1274个社区。这意味着每个社区约有10名社工，平均需要服务1500至3000户居民。

因人力有限，在日常状态下，社工一般把老年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低收人家庭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因此，老旧小区居民、社区老人、弱势群体，是最先看到社工琐碎工作价值的人群。

疫情放大了需要服务的居民和内容，“全能社工”一下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譬如毛晓晨，原先只是给网格内的数位孤寡独居老人提供送医、买药服务，而现在，是要给整个封控区内177户居民提供这些服务。

更多责任也压到了社工肩上。“采样医生、核酸检测物资和防护服等由街道负责提供，而场地管理、秩序维护、密接人员转运、流调工作等，都是社区自己解决。”一位社区书记告诉记者，很多群众与社工打交道，也正是在疫情中开始的，有的是健康码变色寻求解决途径，有的是接到了社工的流调电话。

民生无小事，何况与每个人都相关，社工工作“鸡毛蒜皮”的价值，也就被更多人发现。

要情怀但不止情怀

社工群体需更现实长效的激励举措

“住在办公室里，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采访中，不止一位社区书记和记者说过，在辖区内发现疑似或密接后，就是连续一个多礼拜的日夜加班。与记者交流的社工，他们的喉咙也多是沙哑的。

疫情大考下，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社区的任务越来越重。干社工这份活，要有情怀，但仅靠情怀是不够的。

与付出相匹配的薪酬体系很重要。杭州1.4万名社工中，92%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据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5年起，杭城社工待遇就在逐年提高。10余年间，杭州先后5次调整社工待遇政策，形成自然增长机制。较为规范的“三岗十八级”薪酬制度，让社工可按照工龄、学历、专业资格证考取等，逐级提升工资，有了一定保障。

让人看得到希望的晋升空间，同样关键。2019年，杭州推出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纳编政策，即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纳入专项周转事业编制管理。

此外，社工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值得重视。记者在2012年、2018年以及今年三次采访社工群体，一个共性问题始终没有改变——社工的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社工的工作需要居民更多的支持、理解和相互体谅。

事实上，社区工作者出现的时间不长。1986年，民政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在2000年左右，社区工作者才普遍替代了“居委会大妈”。

这意味着社区基层治理体系还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疫情是一把催化剂，杭州已在尝试做些改变，为社工赋能——

今年以来，杭州选聘专职网格员711名、充实配强楼道长90038名，推动15.6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组团编组进网格、进楼道。

杭州市民政部门也在持续实施防疫一线社区工作者关爱项目，并积极指导各地通过提高优秀等次比例、提前晋升工资等级、提高疗休养标准等方法，进一步关心关爱社工。

在这次疫情中，涌现出了得力的志愿者、“团长”，在疫情结束后，这些社区新生力量在必要时可继续为社区服务。

杭州的社区基层治理，向着成熟的方向在发展。

探索数字治理

为社工减负解决“痛点”

疫情这面放大镜，不仅放大了社工的工作价值，也放大了基层治理的痛点。除了人力的扩充，还有哪些办法能推动基层治理体系逐步走向成熟？杭州在探索数字治理的路子。

记者发现，今年以来，数字化在杭州市几轮社区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工减负。

上城区笕桥街道以天新社区为试点，自主开发小区智控管理平台“小区码”，其预警通知功能会为社工“弹出”住户健康码变色信息，居民的咨询、投诉、互助以及查询等，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平台迅速实现；临平区运河街道褚家坝社区则将居民数据集成在二维码上，方便“扫楼”；还有多个社区用AI智愿者代替人工采集流调信息，为社区防疫工作节省70%人力成本。

不过，综观这些数字化创新不难发现，数字治理还停留在较为浅层的阶段，更多的数据需要沉淀到社区，为基层治理所用。

滨江区某社区党总支书记就觉察到这一痛点：“我们社区核酸采样点收集的数据，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其实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社区真实居住人口的数据。如果能让这些数据回流社区，我们的社工、网格员、楼道长可以少爬多少楼，少敲多少门啊！”

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逢银及团队，一直对杭州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做追踪研究。在他看来，与基层共享数据尤为重要，“如果能打破数据壁垒，让数据真正在基层流动，是建立孪生社区、实现决策推演和预判的基础。”

有专家认为，比单纯赋能更重要的，是赋权基层。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当城市管理要求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尤其要求在居住小区落地，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但它可协调的资源仍然处在有限的状态，因此它很难适应。

而在可协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数字化手段越丰富，社区工作者的负担则有可能越重。

“每天都有海量的问题向基层涌来，单是点进去看一看是否报错，就要花半天时间。”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就有社工反映，如环境卫生问题方面，原先只是个别居民来反映问题，现在通过智能设备自动抓取，海量数据未能很好地智能分析、研判，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多，发现问题容易了，但解决问题这一环并没有变得更“智能”。

社工除了服务居民以外，也要搭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杨逢银说，今后在推动基层数字化改革的同时，更应重视向基层社会赋权，以激发社区、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的自治活力，让“数智”与“自治”能够更好地实现协同共治。（记者 吴佳妮 叶怡霖）